“人更三圣,世历三古”,周文王是易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。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是否确有其事,以及推演易学的具体内容,向来是学界辩难的焦点所在。
卜辞六爻卦与“文王重卦”说
最早记载文王演《周易》之事的是《易传》,《周易·系辞下》曰:“易之兴也,其当殷之末世,周之盛德邪?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?是故其辞危。”《系辞》作者认为《周易》兴起于文王之世,但他连用两个“邪”字,表示他并不能肯定。
对于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之事,司马迁将信将疑,而班固则由“疑”至“信”,直接当作信史来叙述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:“至于殷、周之际,纣在上位,逆天暴物。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,天人之占可得而效,于是重《易》六爻,作上下篇……故曰《易》道深矣,人更三圣,世历三古。”文王重卦,并撰作了《易经》上、下篇。后世虽然有“神农氏重八卦”“夏禹重八卦”等不同说法出现,但班固所言伏羲、文王、孔子的易学传承谱系更加深入人心,已成为易学发展史最为经典的表述。
从传世文献看,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说的证据并不坚实。而商代卜辞六爻卦的出现,更是构成尖锐的挑战。河南安阳刘家庄遗址卜骨:“一一六六一五。”张亚初、刘雨指出,殷商卜甲、陶器以及彝器上六爻卦多次出现,文王生前重卦已经存在,他不是重卦的发明者。此说得到姜广辉、邢文等学者的支持,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。
马王堆帛书《易传》主体形成当在先秦时期,其中《要》篇孔子曰:“纣乃无道,文王作,讳(违)而辟(避)咎,然后《易》始兴也。”与《周易·系辞》相比,帛书《要》篇没有用“盖”“邪”等推测之辞,明确肯定《周易》兴起于文王之世。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帛书《衷》篇。帛书《要》篇、《衷》篇与班固《汉志》之说相呼应,证明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并非子虚乌有之事。如果说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不是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,那么其真相究竟是什么呢?
文王演《周易》的真相
由于文献记载匮乏,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文王在羑里推演《周易》的具体情形。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公案的解决,必须寻找新的视角、思路。《周易》体例整饬,筮法、卦爻辞的形成,皆非一人一时所为,所以我们将“文王”理解为文王、周公以及西周筮人群体。卜辞、金文所记易卦是商代的筮法,《周易》是周人的筮法,我们比较它们的不同,从殷周之变的视域来揭示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的真相。
卜辞、金文是考察商代筮法的第一手资料,父戊方卣铭文“六六六”(《集成》5161),是三爻卦。《合集》29074“六七七六”,为四爻卦。徐家桥北地卜骨“六六六六八七”,是六爻卦。卜辞中有三爻卦、四爻卦、六爻卦,说明当时数字卦形式较为纷繁驳杂,而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全部是六爻卦。当时商人文化水平高于周人,文王应是借鉴、择取商人六爻卦作为卦体,以此为基础进行推演。自此之后,六爻重卦成为《周易》数字卦的标准样式。
《玉篇·水部》:“演,计也。”演,可解释为推算、运算。《周易》所用筮数是六、七、八、九,而商代卜辞、金文中的筮数“一”“五”不见于《周易》。筮数不同,则背后所用揲蓍法必然不同。《归藏》以七八不变为占,而《周易》尚九六之变。由此可知,“文王演《周易》”很可能包含着对商人揲蓍法的损益、改良。
四盘磨卜骨刻辞:“七八七六七六,曰:囟孚。”卜辞易卦只有简短的卦辞,没有爻辞。对照秦简《归藏》和辑本《归藏》看,商人筮法中确实没有爻辞。而《周易》不仅有卦辞,而且有爻辞。《淮南子·要略》记载: “伏羲为之六十四变,周室增以六爻。”周室,是指西周史官、筮人群体。周文王“系辞焉以明吉凶”,将卦爻辞确立为吉凶悔吝的风向标。其后经过史官、筮人的不断加工、润色,遂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卦爻辞形式。
清华简为解读周文王的占筮观念,提供了新的线索。简本《程寤》曰:
惟王元祀贞(正)月既生魄,太姒梦见商廷惟棘,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,化为松柏棫柞。寤惊,告王。王弗敢占,诏太子发,俾灵名凶祓。祝祈祓王,巫率祓太姒,宗丁祓太子发。币告宗祊社稷,祈于六末山川,攻于商神,望,烝,占于明堂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,受商命于皇上帝。
“祓”乃除灾求福的祭祀;“币”是以币帛献祭媚神;“祈”为祈祷赐福;“攻”,祭名,是防范、化解商人祖先神降灾。先除凶,后占梦,周人已经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占梦攻解之法。简本《程寤》说“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,受商命于皇上帝”,周文王和太子发拜谢上帝,接受商之大命,可知周文王是相信君权神授的。
关于文王演《周易》的内容,姜广辉先生主张文王、周公不曾重卦,也不曾作卦、爻辞,文王推演的是“德”。笔者认为,“周之盛德”当指文王之德,但从传世文献记载看,周文王从不称自己盛德。对文王之德称颂不已并深入阐发的是周公。周公在摄政之前,他和武王一样,对“德”观念尚未有深入阐释。二次克商,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。为解释周人夺权的政治合法性,他将“德”观念提炼出来,上升至天命转移的高度,要求周天子以德配天。换言之,从清华简《程寤》看,文王演《周易》主要停留在卜筮层面,并未上升至道德天命层面,把德政与政权鼎革联系起来。因此姜先生“演德”之说恐不可信。
《周易》爻辞记载“箕子之明夷”“康侯用赐马蕃庶”等文王身后之事,所以马融、陆绩等主张卦辞为文王所作,爻辞为周公所作。西周时期,德政观念融入易经之中。讼卦六三:“食旧德,贞厉,终吉。或从王事,无成。”《周易》爻辞中涉及“德”的内容,很可能是在周公摄政之后才陆续增补进去的。《周易》卦辞中没有“德”字,“德”字仅见于爻辞。此为爻辞出自周公的说法,增补了新的证据支撑。
文王的中道观
清华简《保训》是周文王的“临终遗训”,极为重要。简本《保训》“中”字出现了四次,这里的“中”,学者或者解释为“中道”,或解释为“刑罚公正”,但都可以看出文王对“中”很重视。文王所言“舜之中”,涵盖上下、远近,与阴阳之物有着密切的关联。
《逸周书》中的《命训》《常训》与《度训》为一组文献,相传为文王所作。清华简《命训》的出现,证明它们的成书时代大约在春秋时期。《逸周书·度训》:“度小大以正,权轻重以极,明本末以立中。”这里的“中”,指的是大小、轻重、本末之间的“适中”,主要体现为国家治理之“适度”。《命训》:“广以敬命,则度至于极。”极,是指中正。《命训》作者强调治理国家要遵循中道,礼乐行政措施要适度,避免过于倚重严刑峻法等极端倾向。
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及卦爻辞蕴含着“中道”理念。从象数的层面看,“得中”是指阴阳爻居于上卦、下卦的中间位置。“中正”是阴爻居于下卦的中位、阳爻居于上卦的中位。《周易》讼卦卦辞:“有孚窒惕,中吉,终凶。利见大人,不利涉大川。”讼卦之所以为中吉,是因为阳爻居于九五的位置。二、五之中位,吉辞尤多。“得中”“中正”“时中”“刚中”“柔中”等,正是《周易》“尚中”思想的集中展现。
孔子说《易经》存有“古之遗言”,而简本《保训》正是文王之遗言。《易经》《逸周书》“三训”及清华简《保训》的时代、作者不同,但它们皆强调中道,指向文王。《周易》“尚中”的理念,很可能发源自文王。我们虽不能说《易经》乃文王亲手撰作,但他对“中”的突出和强调,肇启了后世学者中道理论的先声。《易》使刚强者心存戒惧,使柔弱者奋发图强,使愚钝者不肆意妄为,使狡猾者摒弃伪诈。刚柔相济、抑强纠偏,此正是帛书《易传》孔子对文王中道思想的提炼与升华。
综上,周人实力日渐强大,纣王怀疑文王有反叛之心,于是将他囚禁于羑里,欲加杀害。文王假意沉迷卜筮,以此麻痹纣王之心。帛书《要》篇说: “文王仁,不得其志,以成其虑。”纣王荒淫暴虐,文王不幸遭奸臣陷害,盛德蒙难。他推演《周易》七年,将居安思危、朝乾夕惕的忧患意识贯穿到卦爻辞之中,奠定了《周易》的价值理念与思想基调。文王“演《周易》”,并非说西周筮法的提升皆是文王一人所为,而是说他在《周易》筮占范式创制过程中,发挥了至为关键的引领作用。
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“先秦两汉出土易类文献汇纂通考与话语体系建构研究”(23VJXT002)阶段性成果)